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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全國人大代表，國際經濟學會會士，遼寧大學黨委副書記、校長余淼杰接受《中國金融家》的采訪，現將原文轉載如下：

全國人大代表，著名經濟學家、遼寧大學校長余淼杰：建議提高個稅起征點 提振居民消費

3月1日起，2024年度個人所得稅（個稅）匯算正式啟動。不少人將迎來退稅“驚喜”，拿到退稅“紅包”。全國兩會期間，個稅改革成為備受關注的熱點話題。“深化財稅金融體制改革”也被寫進2025年政府工作報告。

“提振居民消費、釋放內需潛力亟需稅收政策精準發力。”3月10日，《中國金融家》記者在遼寧代表團駐地采訪了全國人大代表，著名經濟學家、遼寧大學校長余淼杰，他告訴記者，“我今年準備了多份建議，其中有兩份與個稅改革和提振消費有關，分別是《關于適度調整優化個人所得稅率，更好促進公平共享的建議》和《關于加快推動汽車及家電下鄉以提升居民消費的建議》。”

優化個稅制度具有必要性和緊迫性

“2024年，中國經濟在復雜多變的國際環境和內部結構性矛盾中持續承壓。盡管宏觀經濟呈現復蘇態勢，但消費動能不足、收入分配差距擴大、國際稅收競爭加劇等問題仍制約高質量發展進程。”余淼杰認為，在此背景下，優化個人所得稅制度成為深化財稅改革、激活內需潛力、促進社會公平的關鍵抓手。

余淼杰介紹，當前個稅起征點（6萬元/年）使月收入5000元至1.6萬元的工薪階層綜合勞動成本較高，疊加教育、醫療、養老等剛性支出上升，可支配收入增長空間受限，直接抑制消費升級意愿。與此同時，當前我國收入分配矛盾依然突出，2024年基尼系數攀升至0.465，遠超國際警戒線（0.4）。現行個稅制度對勞動收入與資本收益的差異化調節不足，工薪階層承擔主要稅負，而資本性收入征稅力度薄弱，進一步加劇“勞動重稅、資本輕稅”的結構性失衡。對此，通過個稅改革定向減輕中等收入群體負擔、強化資本利得調節，成為破解“消費疲軟—收入分化”惡性循環的關鍵突破口。

“全球產業鏈重構背景下，稅收政策成為各國爭奪高端資源的核心工具。降低最高稅率、完善跨境稅收協調機制，已成為提升國際競爭力、服務‘人才強國’戰略的必然選擇。”余淼杰表示，推動共同富裕也需強化稅收對三次分配的調節功能。

建議提高個稅起征點至每年10萬元

對于適度調整優化個人所得稅率的具體措施，余淼杰建議提高個稅起征點，定向減輕中等收入群體負擔。具體而言，他建議將綜合所得起征點提至10萬元/年，疊加贍養老人、子女教育等專項附加扣除后，家庭年免稅額度可達16萬元（10萬元起征點+3.6萬元贍養老人+2.4萬元子女教育+其他扣除），覆蓋年收入12萬元至16萬元的中等收入群體。這將大大釋放消費潛力，拉動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

余淼杰建議同步在北上廣深等高成本區試點10萬元/年起征點，重點緩解高房價擠壓效應；中西部地區則通過“贍養老人扣除翻倍+返鄉就業補貼”組合，激活縣域基礎消費市場。通過“全國普調+區域試點”雙軌策略，保障中等收入群體普惠減負，并差異化破解區域消費抑制難題，為“提低擴中”目標提供多層次支撐，為穩定社會、公平共享注入核心動能。

其次，降低最高邊際稅率，提升國際人才競爭力。余淼杰告訴記者，現行個稅最高邊際稅率45%已偏離國際競爭力基準。余淼杰建議將最高稅率降至40%，與美國（37%）、新加坡（24%）等經濟體接軌，縮小高端人才稅后收入差距。此外，可設立跨境人才稅收特區，對符合條件的境外專家實行“五年免稅期”，參考深圳市境外人才稅收補貼政策，為境外高端人才提供個人所得稅財政補貼。“我國稅率與政策的調整不僅是稅制優化，更是全球創新要素配置能力的戰略升級，為我國核心技術攻堅戰儲備關鍵人力資本。”余淼杰說。

黨的二十大提出“規范財富積累機制”以來，我國慈善捐贈規模持續擴大，但捐贈主體結構失衡問題突出，我國慈善捐贈長期依賴企業主導，個人捐贈占比較低。究其根源，我國稅收激勵政策存在制度短板：現行政策規定個人捐贈稅前扣除限額為應納稅所得額的30%，且不可跨年度結轉。實物捐贈需通過指定機構評估并開具票據，流程周期長達1—2個月，嚴重抑制民間公益活力。

因此，余淼杰建議提高個人捐贈的稅前扣除比例，建議從當前的30%提升到40%-50%，并允許未使用額度跨年度結轉，最多延續五年。這樣一來，不僅能激勵更多人參與公益，也能讓捐贈行為變得更加可持續，并引導社會資源填補公共服務缺口，可形成“富人多捐、中產減負、窮人受益”的分配調節鏈條，實質性推動“提低、擴中、調高”目標落地。

加快推動汽車及家電下鄉提升居民消費

2025年政府工作報告在部署今年工作十大任務時，將“大力提振消費、提高投資效益，全方位擴大國內需求”放在第一位。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深入推進，農村居民收入水平不斷提高，農村消費潛力巨大，消費觀念逐步轉變，對汽車、家電等耐用消費品的需求日益旺盛。

“2024年，我國新能源汽車出口跨越20萬輛門檻，標志著我國汽車產業國際競爭力顯著提升。在此背景下，推動汽車、家電下鄉，釋放農村消費潛力，對擴大內需、穩定經濟增長、促進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義。”余淼杰告訴記者，汽車、家電作為重要的消費品類，產業鏈長、關聯度高，加快汽車、家電下鄉能夠帶動相關產業發展，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強勁動力。與此同時，能夠改善農村居民生活條件，提升生活品質，縮小城鄉差距，促進共同富裕，還能夠完善農村基礎設施，推動農村經濟發展，助力鄉村振興戰略實施。

因此，余淼杰建議結合五部門《關于開展2024年新能源汽車下鄉活動的通知》，推動汽車及家電下鄉，提升居民消費。

一是擴大汽車、家電的補貼目錄范圍，釋放農村消費潛力。余淼杰建議擴大補貼目錄范圍，重點支持新能源汽車、載貨車以及智能家電、節能環保型家電等產品。載貨車作為農村生產的重要工具，擴大新能源載貨車的補貼車型，能夠滿足不同的農業生產需求，助力農村經濟發展。同時，擴大白色家電、智能家電、節能環保型家電的補貼目錄，在提升農村居民生活品質的同時引導農村居民選擇節能產品，促進綠色消費。

二是加強新購、置換的政策補貼力度，激發農村消費活力。余淼杰建議，在現有基礎上，適度提高新能源汽車、載貨車以及智能家電、節能型家電等產品的新購補貼比例，對以舊換新購買新能源汽車、節能家電等產品的農村居民給予更高補貼，降低農村居民購買成本，提升購買意愿，促進消費升級。同時，優化補貼申請和發放流程，提高補貼效率，方便農村居民享受政策紅利。

三是完善農村基礎設施，健全新能源汽車充電設施和舊家電回收體系。余淼杰表示，可結合農村道路、停車場等實際情況，科學規劃充電樁布局，優先在鄉鎮中心交通樞紐等區域建設公共充電樁。鼓勵社會資本參與充電設施建設，對建設運營企業給予政策支持和資金補貼，加快充電樁建設進度。定期維護充電設施運營，確保充電樁安全可靠運行，為農村居民提供便捷高效的充電服務。

“此外，還要優化產品供給結構，加強政府與電商平臺的聯通。鼓勵企業研發生產適合農村市場的汽車、家電產品，滿足農村居民多樣化需求。”余淼杰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