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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全國人大代表，國際經濟學會會士，遼寧大學黨委副書記、校長余淼杰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現將原文轉載如下：

全國人大代表余淼杰：建議提高個稅起征點至10萬元/年 

當下的個稅起征點5000元/月，是在2018年調整的。當時，中國人均國民總收入還在1萬美元/年以下。現在，這一數據已經達到12000美元/年左右。從國家的角度來看，現在需要提振消費。如果提振消費，首先就要確保老百姓提高收入，這比創造消費場景更重要。

南方周末記者 魏翠翠 南方周末實習生 尚昕怡

責任編輯 | 錢煒

（視覺中國/圖）

每年全國兩會，提高個稅起征點都是熱議話題。

全國人大代表、經濟學家、遼寧大學校長余淼杰在2025年全國兩會期間提交了關于適度調整優化個人所得稅稅率，更好促進公平共享的建議。

“將個稅起征點提高至10萬元/年，疊加贍養老人、子女教育等專項附加扣除后，家庭年免稅額度可達16萬元。”余淼杰認為，此舉可定向減輕中等收入群體負擔，釋放消費潛力。

不久前，上海財經大學教授叢樹海也建議，將個人所得稅免征額提高至每月6000元，保證低收入者不征稅。此前一些企業家也建言將個稅起征點提高至1萬元，乃至更高。

自1980年以來的45年里，個稅起征點調整了四次，且主要集中在近二十年。個稅起征點在1980年為800元/月，2006年提高至1600元/月，兩年后調整至2000元/月。2011年又提高至3500元/月，而后在2018年調整至現行的5000元/月。但要求再度提高個稅起征點的呼聲，近些年一直不絕于耳。

為何要提高

南方周末：你為什么會關注提升個稅起征點這個話題？

余淼杰：從國家的角度來看，現在需要提振消費。如果提振消費，首先就要確保老百姓提高收入，這比創造消費場景更重要。比如說現在發展冰雪經濟，那前提是老百姓有錢。我認為這也是更好落實新發展理念的重要舉措。

南方周末：當下的個稅起征點5000元/月，是在2018年調整的。你認為當下調整的契機是什么?

余淼杰：2018年時，人均國民總收入還在1萬美元/年以下。現在，這一數據已經達到12000美元/年左右。人均收入提升的同時，老百姓的購買力也在不斷提升,為更好地實現“提低”“擴中”的普惠共享目標，個稅起征點也應與時俱進調整。

南方周末：從宏觀上看，在當下調整個人所得稅制度的必要性是什么？

余淼杰：2024年，中國經濟在復雜多變的國際環境和內部結構性矛盾中持續承壓。盡管宏觀經濟呈現復蘇態勢，但消費動能不足、收入分配差距擴大、國際稅收競爭加劇等問題仍制約高質量發展進程。

在此背景下，優化個人所得稅制度成為深化財稅改革、激活內需潛力、促進社會公平的關鍵抓手。

另外，現行個稅制度對勞動收入與資本收益的差異化調節不足，工薪階層承擔主要稅負，而資本性收入征稅力度薄弱，有可能會造成“勞動重稅、資本輕稅”的結構性失衡。

因此，通過個稅改革定向減輕中等收入群體負擔、強化資本利得調節，成為破解“消費疲軟—收入分化”惡性循環的關鍵突破口。

南方周末：將個稅起征點從6萬元/年提高至10萬元/年，這背后能夠覆蓋到哪部分人群？

余淼杰：當前個稅起征點為6萬元/年，這使得月收入5000元至1.6萬元的工薪階層綜合勞動成本較高，疊加教育、醫療、養老等剛性支出上升，可支配收入增長空間受限，直接抑制消費升級意愿。

如果將綜合所得起征點提至10萬元/年，疊加贍養老人、子女教育等專項附加扣除后，家庭年免稅額度可達16萬元（10萬元起征點+3.6萬元贍養老人+2.4萬元子女教育+其他扣除），覆蓋年收入12萬至16萬元的中等收入群體。

南方周末：提高個稅起征點雖然合情合理，但具體提高多少，需要一套科學合理的指標來測算，這個10萬元你是如何測算出來的？

余淼杰：在人均收入的基礎上，核心目的是提高低收入群體的真實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規模。降低最高稅率，提高個稅起征點，就是實現這些目標的重要方式。10萬元的起征點建議主要是基于我們實證計量研究的初步發現所建議的概數，也是與我國目前老百姓的真實收入比較匹配的基數。當然如果相關部門覺得需要采取分步提升、逐步實現的方案，那也不失為科學之舉。

南方周末：征稅是國家實現二次分配很重要的途徑，但當下經濟環境低迷，各地財政吃緊，你覺得這一政策有沒有實施的空間？

余淼杰：調整個稅起征點，是否會導致財政收入下降？我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否定的。起征點提高后，直接帶來一大群人的實際可支配收入的提高，消費增加會帶來乘數效應，拉動經濟增長，中央政府通過流轉增加的財政稅收也可能提高。

全國人大代表、遼寧大學校長余淼杰。（受訪者供圖/圖）

如何實施

南方周末：在具體實施策略上，你提及“全國普調+區域試點”的雙軌方式，能否具體說明高成本地區與中西部在政策落地中的差異化設計？

余淼杰：差異化設計旨在破解區域消費抑制難題。具體來說，建議同步在北上廣深等高成本區試點10萬元/年起征點，重點緩解高房價擠壓效應；中西部地區則通過“贍養老人扣除翻倍+返鄉就業補貼”組合，激活縣域基礎消費市場。

在保障中等收入群體普惠減負，差異化破解區域消費抑制難題的同時，也為“提低擴中”目標提供多層次支撐，為穩定社會、公平共享注入核心動能。

南方周末：你認為現行稅收激勵政策存在哪些制度短板，為什么需要強化三次分配的稅收激勵？

余淼杰：黨的二十大提出“規范財富積累機制”以來，我國的慈善捐贈規模持續擴大，2023年社會捐贈總額達1363.8億元，同比增長25.7%，但捐贈主體結構失衡問題突出。我國慈善捐贈長期依賴企業，個人捐贈占比較低。對比之下，2023年美國個人捐款額占總捐款額的67.2%。

究其根源，我國現行稅收激勵政策規定，個人捐贈稅前扣除限額為應納稅所得額的30%，且不可跨年度結轉。實物捐贈需通過指定機構評估并開具票據，流程周期長達1-2個月，這都嚴重抑制民間公益活力。

南方周末：在這種情況下，該如何通過稅收激勵激活三次分配？

余淼杰：建議提高個人捐贈的稅前扣除比例，可以從當前的30%提升到40%-50%，并允許未使用額度跨年度結轉，最多延續五年。這樣一來，不僅能激勵更多人參與公益，也能提高捐贈行為的可持續性。

簡化捐贈流程是關鍵。通過推出“電子捐贈票據”系統，捐贈者能更便捷地進行捐贈確認和稅收抵扣，大大縮短手續處理時間，提升捐贈者的參與度。

另外需要提高捐贈資金的透明度，增強公眾對慈善事業的信任。為此，可以要求公益組織定期公開捐贈用途和項目審計報告，確保資金的高效使用。還可以設立一些獎勵機制，特別是對捐贈大額資金的個人或企業，給予一定的稅收優惠或榮譽稱號，進一步鼓勵社會各界投入公益事業。通過這些措施的綜合推進，將有效推動社會財富的合理再分配，促進更廣泛的公平共享。

南方周末：優化個稅制度最終如何推動共同富裕？

余淼杰：通過提高捐贈扣除比例，引導社會資源填補公共服務缺口，可以形成“富人多捐、中產減負、窮人受益”的分配調節鏈條，實質性推動“提低、擴中、調高”目標落地，推動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