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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4日—15日，由遼寧大學、東盟與東亞研究院共同主辦的“數字經濟時代中的東盟東亞區經貿與投資合作”高端國際學術會議在遼寧大學舉行。來自東盟及其成員國的代表與前政要，有關國際組織的代表與專家，國內有關政府部門和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專家學者齊聚沈陽，共商東盟東亞區域經貿合作。        

學術和政策研討會第一階段

遼寧大學中國經濟研究院副院長馬湘君教授主持學術和政策研討會第一階段。

華中科技大學經濟學院陳波教授圍繞“服務自由化對制造業企業技能溢價的影響：來自中國的理論與證據”談到，在異質性企業貿易模型的基礎上，引入服務投入和技術升級決策，并結合公平工資理論，構建了服務業開放影響制造業企業內技術溢價的理論模型。模型結論表明，服務業開放會降低制造業企業的投入成本，增強其盈利能力，從而使得擁有更強談判能力的技術勞動力受益，提高了企業內技術溢價。此外，服務業開放會促進相對低技術的制造業企業選擇技術升級，從而提升了這部分企業內的技術溢價。基于2000-07年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和2011—19年上市公司樣本的檢驗證實了理論模型的結論。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副院長劉青教授圍繞“投入相似性、核心競爭力和并購”談到，基于資源的企業觀認為，企業會為了利用核心競爭力而多樣化經營。我們認為，企業在投入品的使用方面的專業知識或能力是其核心競爭力的關鍵組成部分，在此基礎上進而研究這一能力對企業并購決策的影響。我們發現，當企業通過并購進入新行業時，更有可能選擇投入結構更相似的企業為并購目標，以實現對其投入品的使用方面的專業知識或能力的充分利用。利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降低了進口關稅這一準自然實驗，我們的研究證實了上述因果關系。這一研究對理解企業的混合并購提出了新見解。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田巍長聘副教授圍繞“中美貿易戰之中國反制關稅的影響：企業參與全球產業鏈的進出口鏈接”談到，2018年以來美國對中國發起貿易戰，對大量來自中國的產品加征額外關稅，作為應對中國相應征收了反制進口稅。本文使用2016-2019的海關月度進出口數據，重新審視了中國反制關稅在企業層面的關稅傳遞。我們發現反制關稅增加10%會減少3%從美國的進口，企業會調整戰前的進口產品組合以緩解貿易爭端帶來的采購成本上升。我們同時發現反制關稅帶來對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出口下降，結論在控制進口支出后仍然顯著。我們進一步討論反制關稅通過投入產出的產業鏈對下游的累計影響，上游的反制關稅會提高下游生產成本并放大反制關稅對出口的負面作用。  

學術和政策研討會第二階段

遼寧大學李安民經濟研究院副院長游宇教授主持學術和政策研討會第二階段。

遼寧大學新華國際商學院院長、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經濟學教授李建培圍繞“匿名選項的價值”，闡述了個人信息保護法中 “信息處理者必須獲得個人同意方可處理信息”的現實意義，并將該規定刻畫為博弈模型中的匿名選項。研究構建了一個壟斷廠商和消費者互動的兩階段重復購買博弈，分析比較了有匿名選項和沒有匿名選項時的子博弈精煉均衡，并探討了匿名選項對廠商利潤和消費者剩余的影響及其保護消費者隱私權的有效性。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兼職研究員鄢萍圍繞“像中國一樣出口：貿易地位的決定因素”，闡釋了中國制造業企業的出口決策機制。我們的模型框架強調了勞動力市場摩擦和市場需求的變動對企業出口決策的塑造機制。在這一模型背景下，一個簡單的單純取決于企業生產率的出口決定模型不再適用，該模型的結果也不能與現實數據相吻合。我們采用模擬矩方法把異質性企業動態結構模型進行了參數估計，比較了國企與民企的參數的差異，通過反事實的政策試驗衡量了勞動力調整成本、市場需求、貿易成本這三個維度的決定機制的相對重要性。

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徐銘梽助理教授圍繞“學以致用：政治輪換與中國地方比較優勢”作主旨發言，闡述了黨中央領導下的地方領導干部輪換對地區間技術擴散的影響。基于地級市官員的履歷信息和對1997-2013年間各城市分行業出口績效的度量，研究發現，當一個官員調入某一地級市擔任市委書記后，其上一任職地具有顯性比較優勢的那些產業會在其新任職地表現出更好的出口績效。這種效應對于更依賴于契約執行的行業以及學歷更高的官員來說更加明顯。進一步地，基于對地級市年度政府工作報告的文本分析，研究發現，這種官員調動帶來的行業出口的變化可能是由產業政策變化驅動的，即在官員的新任職地，上一任職地具有顯性比較優勢的產業得到了更多支持。  

學術和政策研討會第三階段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兼職研究員鄢萍教授主持學術和政策研討會第三階段。

遼寧大學金融與貿易學院院長、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李志遠圍繞“反傾銷調查貿易政策不確定性”談到，當前我國面臨嚴重的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測度和評估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上升對出口企業的影響變得尤為重要。因此，本文利用2000—2015年我國遭遇美國反傾銷調查的企業構建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指標，并采用倍差法研究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上升對我國企業出口決策的影響。研究發現反傾銷調查帶來的不確定性上升顯著降低了我國企業進入和退出美國市場的數量和概率。但是不確定性減少進入的效應要大于減少退出的效應，使得市場上幸存企業減少，整體上降低了我國企業在出口市場的動態活躍度，且該效應隨時間推移逐步增強。克服了內生性問題后，結論依然穩健。該發現拓展了反傾銷和貿易政策不確定性的研究，為應對當前貿易政策不確定性風險與日俱增的狀況具有重要參考意義。

遼寧大學李安民經濟研究院副院長游宇教授圍繞“匯率更具靈活性是否能穩定轉型經濟？——來自中國外匯改革的證據”作主旨發言。本文研究了人民幣國際化的兩個與政策相關的問題，并為中央政府和全球投資者提供政策啟示。為了刻畫中國貨幣政策從數量型政策轉向價格型政策的轉變，我們在中國－美國開放經濟模型中結合了修改后的麥卡倫準則和擴展的泰勒準則。進一步地，我們采用具有水平和波動創新之間相關性的廣義SVAR模型進行了實證估計。我們發現，一是自人民幣國際化戰略以來，匯率成為了沖擊的減震器；二是價格型貨幣政策相較于數量型政策更能改善中國的貨幣穩定性；三是由貨幣引起的通脹不確定性的下降，約占通脹穩定改善的41%。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助理教授高明圍繞 “數字經濟平臺如何通過代理銷售模式影響多個供應商之間關系”談到，通過數字經濟平臺與供應商之間廣泛采用的代理銷售模式，壟斷平臺（即下游零售商）有能力和激勵對上游供應商之間的關系進行操縱和調節，以獲得最大利益。這種關系既包括需求關系（即互補品或替代品），也包括戰略關系（即不同供應商的最優定價之間是戰略互補或戰略替代關系）。這種操縱可以通過每個供應商與平臺之間的收入分成比例高低來調節，或者通過平臺對消費者用戶的訪問權進行定價（比如會員費或者補貼）來實現。特別是平臺可以利用多個供應商之間的交叉效應來提高利潤。我們分別分析零售商與一個供應商縱向整合、不同供應商之間合并或合謀定價等不同市場結構對數字經濟平臺上述能力和激勵的影響，以及對消費者福利、社會福利的影響，為數字經濟平臺監管政策分析提供依據。  

學術和政策研討會第四階段

遼寧大學經濟學部副主任霍偉東教授主持學術和政策研討會第四階段。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經濟系副主任馬弘教授圍繞“超級工廠來到城鎮：從河南富士康廠識別集聚外溢效應”談到，通過對超級工廠的溢出效應進行研究，重點關注了聚集效應對地區制造業的影響。我們選取了全球最大的電子制造服務提供商富士康在中國河南省的投資作為準自然實驗，并采用地理差異法和結構模型進行分析。實證結果表明，靠近富士康工廠的地區勞動生產率增長明顯高于離工廠較遠的地區。這一結果通過了一系列有效性檢驗的驗證，證實了聚集效應的溢出效應。我們進一步使用結構模型對溢出彈性和溢出衰減速度進行了估計。通過建立結構模型，我們得出了富士康對就業的帶動作用大約為1:5.6，這意味著富士康的投資對當地就業產生了顯著的正面影響。實證結果與模型估計一致，強化了超級企業能產生聚集溢出效果的結論的穩健性。

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樊海潮教授圍繞 “農業進口、結構轉型和生產率” 談到，針對農產品進口變化對發展中國家的結構轉型產生的影響，研究以中國大豆進口關稅下降（從114%下降到2.4%）為例，通過實證和量化進行分析，實證結果表明，大豆的沖擊使得農業的總產出、勞動數量和收入發生了顯著下降，同時對農業生產率產生正向影響。對城鎮地區，大豆關稅下降使得城市雇傭的勞動力數量上升，平均工資減少，這一影響主要集中在低技術企業和低技能工人。此外，文章量化結果表明，降低大豆進口關稅會提高全國整體福利，但對不同的地區會產生差異性的影響，人口流動成本是影響福利的關鍵因素，流動成本下降會顯著提升進口關稅對福利水平的影響。

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學術副院長王勇教授圍繞 “中國垂直結構下宏觀經濟政策和國有企業（SOEs）的作用” 在線作主旨發言。該研究建立了一個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探討國有企業在經濟衰退期間如何發揮其政策性作用，以及對中國宏觀經濟和社會福利的影響。該模型具有兩個重要的中國特色：垂直結構和國有企業的反周期作用。我們發現，國有企業在經濟不景氣時政策性作用更大、更能穩定經濟和減少波動。此外，政策性目標也有助于改善社會福利。本研究為全面理解垂直結構下中國國有企業的角色和系統性解釋國有企業穩經濟、促增長的作用提供了理論基礎。  

本次會議采取線上線下相結合的方式進行。來自東盟及其成員國、有關國際組織、學界和政策研究領域的專家學者展開熱烈討論，極大地促進了學術交流與科研合作，為推動區域經貿合作研究與實踐提供了新思路，探索了新模式，取得了新成果。